2020-03-04 人阅读
采访 ▏浮琪琪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越来越多社会组织投入一线“抗疫”，然而前方疫情时刻变化，供需信息复杂，明显制约一线开展有效救援。建立社会组织应急协同机制十分必要。疫情期间，南都基金会参与发起了“社会组织抗击新冠疫情协作网络”（ CNC-COVID19），力图加强基金会之间、基金会与一线行动机构之间的协同合作，共同服务社会组织抗击疫情。
协同网络对疫情救援、社会组织多方合作有何作用？社会组织应急协同长效机制又该如何建设？这次疫情是否将成为政社协同、社社协同的契机？《社会创新家》采访了南都公益基金会秘书长彭艳妮。
政社协同、社社协同机制建设
是长期目标
《社会创新家》：新冠肺炎疫情已经一个多月了，作为南都基金会秘书长，你主要在做什么？
彭艳妮：这次疫情对南都基金会的工作还是影响挺大的，我们的日常工作被打断了，理事会也推迟召开了。从除夕开始，我们一直在密切关注疫情发展和社会组织参与抗击疫情的情况。我们参与并联合其他社会组织发起了“社会组织抗击新冠疫情协作网络”，目的是促进社会组织之间的信息共享和行动协同。这个网络最开始的发起主体有几个，一方是基金会救灾协调会的理事单位，包括南都基金会、壹基金、扶贫基金会、爱德基金会、招商局基金会；一方是地方一线行动机构和枢纽机构；还有一方是北师大风险治理创新研究中心。在随后的几个星期里，相继有数十家基金会、一线公益组织、枢纽机构，以及关注不同社会议题的专业机构加入了协作网络。
《社会创新家》：我们可以看到，应对巨大灾害和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当各方都去救援的时候，协同机制其实很重要。这里面又涉及到不同主体、层次的协同，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彭艳妮：这里面有几个不同主体和层次的协同。第一个协同是基金会和一线行动组织的协同。基金会募到钱需要去执行，需要在地社会组织的协作，最后一公里打不通是不行的。
第二个协同是社会组织之间的协同，这也是我们在2013年芦山地震后参与发起基金会救灾协调会的初衷。因为多家基金会都在做救灾，可能对需求的响应和满足会有重复。比如说这家医院需要10台呼吸机，到底已经收到了多少，我这家基金会还要不要再给它？以前救灾做这块的协同相对容易一些，因为数字相对好计算，比如一个村有多少人口，需要多少救灾物资，这是比较好计算的。但这次疫情时时刻刻在变化，信息也不是很透明，所以这次疫情中这一块的协同非常困难。
第叁个协同是社会组织与政府之间的协同。这是过去这些年基金会救灾协调会一直在积极推动的工作。以前我们和民政部救灾司建立了沟通和互动，代表社会组织参与了救灾桌面演练，也推动了一些政社合作的尝试。后来这块职能从民政部拿出去，我们就跟应急管理部保持沟通。特别是芦山地震后，政社协同做得非常好，政府专门有一个渠道是对接社会组织的，叫四川省群团组织社会服务中心，能够把社会组织力量协同起来跟政府配合。但这次疫情是卫健委体系来应对的公共卫生事件，他们与社会组织间的协同机制是没有的。这需要后期来建设，也是我们成立社会组织抗击新冠疫情协作网络的一个长远目标。
2015年和2018年基金会救灾协调会曾组织协调会的理事机构、学者和民政部救灾业务的官员一起去美国考察应急管理，参访过美国联邦应急管理署（Federal Emergency Management Agency, FEMA）、全国救灾志愿组织联盟 (National Voluntary Organizations Active In Disaster，NVOAD)、美国红十字会。1969年美国卡米尔飓风造成了259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达7.8亿美元。当时很多社会组织涌进了灾区，但由于缺少信息沟通和总体协调，导致各组织救助出现重复性甚至恶性竞争，使得灾害救援工作受到了极大影响。为此，美国红十字会、救世军等7大社会组织于1970年发起成立了NVOAD这一联盟。1997年NVOAD与FEMA签署了谅解备忘录，成为国家应急反应协调中心常设的非政府组织代表成员，从而形成了政府与社会在灾害应对领域的共治格局。在美国的灾害应对中，联邦应急管理署FEMA设立国家应对协调中心，全国救灾志愿组织联盟NVOAD作为社会组织代表派员进入协调中心，代表志愿组织参与协调。
所以说，如果今后再跟政府对接，能有一个社会组织的一级代表的话，会是一个真正实现政社协同的非常好的途径。
《社会创新家》：一些公益人感叹，这次不光是公益组织的救援，而是一场广泛的民间自救，很多公益组织面对的问题，最后可能是被几个非公益的其他人看到，从而解决了问题。
彭艳妮：这也是现在公益发展的一个特点。一些公益行动不是一个组织化的行为，都是非组织化的，因为一件事情，突然一群人凑到一起进行一个行动。整体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我看到的是，对这些志愿力量，公益组织是一种很开放很拥抱的态度，大家都愿意合作，也合作得挺好的。
救灾领域的资源波动性
让专业人才和专业能力难以积累
《社会创新家》：这几天各家公益组织进入复盘和反思阶段，“专业性”成为关键词，据你观察，这次救援中社会组织的专业性如何？
彭艳妮：这次还是体现了公益组织的专业性。有几家表现非常抢眼，像壹基金、爱德基金会、北京新阳光基金会、北京春苗基金会、韩红基金会、阿拉善厂贰贰生态协会等。他们了解一线的需求，快速募集物资，在交通阻断的情况下，把物资及时送到一线去，其实是非常困难的，包括后期信息及时披露，都做得非常好。疫情救援就像一场战役，在这样一个紧急时刻，展现出了公益组织平时积累下来的专业能力。
《社会创新家》：但是我们也看到，这次疫情中，救灾的专业组织似乎并不多。
彭艳妮：是的，不多，因为救灾这个领域的资源有非常大的波动性。从2008年汶川地震，到后来玉树地震、芦山地震和鲁甸地震，每当大灾发生的时候，资源疾风骤雨似的，会非常集中，可能公益组织都接不住这些资源。但当灾害过去以后，就没有人关注救灾这个领域，筹款变得困难。
由于这种资源的波动性，做救灾的公益组织很难长期生存，专业能力难以沉淀和积累。没有灾没有钱的时候，做项目的资金从哪里来？工资从哪里来？这个钱怎么能够筹过来？譬如郝南做的卓明灾害信息服务中心，这些年生存很不易，没有一个全职员工，就靠郝南自己一个人。他是“银杏伙伴”，有叁年时间每年有基本的10万元的资助，他还能够继续干下去，但其他人就不行了。包括基金会救灾协调会，起初基金会理事单位比现在要多，后来没有大灾了，一些理事单位的救灾业务结束后就逐渐退出了。这么多大基金会来做的救灾平台都在萎缩，可以管中窥豹那些做救灾的一线小组织，他们的生存会更加艰难。
另外，人们更加关注应急阶段的救灾，而不关注减防灾，这块资源很少，捐助人不重视，公众募款很难，所以做减防灾的也不多，但其实做减防灾体系是非常重要的。第叁次联合国世界减少灾害风险大会通过的《2015-2030年仙台减少灾害风险框架》提出的四大优先行动领域，就包括投资于减少灾害风险，提高抗灾能力，以及加强备灾以做出有效响应，并在复原、恢复和重建中让灾区重建得更好。
《社会创新家》：这个矛盾点，该如何解决呢？
彭艳妮：针对救灾领域的资源波动性，我们曾在2015年时做过一次尝试，联合壹基金、正荣基金会合作了一个项目，叫灾后社区重建行动学习网络。我们当时最初的想法就是希望把这些有经验的人留住，把他们的经验传承下来，再有大灾时这些人或者他们的经验能有效服务灾区或有需要的人，让社会看到民间组织的专业性。所以，我们把曾参与过灾后社区重建的一些人召集起来，形成了一个学习网络，并邀请了中山大学和香港理工大学的老师做协作者，组织大家学习、彼此分享生命故事和行动案例、鼓励书写并生产行业知识。这次疫情爆发后，我们就发现了好几位当初的学习网络成员及其所在机构积极参与到抗疫工作中。
包括这次我们发起协作网络，初衷就是想把救灾一线的社会组织与基金会更好地连接起来。因为基金会募款能力很强，但是应急管理有属地管理的原则，需要很多地方的合作伙伴，只有把他们两者连接起来，才能更好地达到协同效果。
至于资源倾斜方面，是个很大的挑战，因为捐赠人的心态很难短时间内改变。我觉得现在疫情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窗口，让大家都反思一下，我们应该做好预防的基础建设，把功夫下在平时。譬如壹基金，这次为什么能行动得这么快？因为他们已经在全国形成了很好的救灾网络，能直接抵达县一级。那么有灾的时候，立即就可以行动，但平时没灾的时候，这些地方伙伴网络也需要支持啊。所以壹基金每年要花资金去支持这些在地伙伴，加强他们的能力建设。
最重要的还是大家转变观念和意识，不管是公益组织还是捐赠人，还是要明白平时基础建设的重要性。
《社会创新家》：有公益组织复盘工作，发现这次筹款挺顺利，但大家做买货跟单等具体工作其实不是很好做，效率有待提高。就避免低效混乱来讲，公益组织应该加强哪些能力建设？
彭艳妮：其实这次采购非常难，想提高效率还是要与专业的伙伴合作。有一个特别典型的案例，是复星基金会跟春苗基金会、友成基金会等几家基金会的合作。复星基金会是复星集团的公司基金会，而复星集团的一部分业务是医疗，他们动用集团的力量在全球进行采购。因为他们做医疗，所以在医疗物资采购方面非常专业，对物资价格、物资标准、供货商非常懂，他们采购来的很多物资可以直接进“红区”，在前线非常受欢迎。
所以公益组织去做某些领域，还是要基于你能建立什么样的伙伴关系。这些合作伙伴的关系，不局限在公益行业内，商业组织有自己非常强大的优势，要发挥专业的力量做事情。
《社会创新家》：有说法认为，这次“抗疫”，各种公益组织都齐上阵，不管自己原先做什么领域的，这样反而不专业，你怎么看？
彭艳妮：我认为要看这些公益组织具体做了什么事。因为这种大的疫情会影响到很多人。政府主导关注的主要是疫情防控，是感染肺炎的病患，没有足够能力照顾到所有弱势群体。那么，公益组织应该基于自己的定位去关注特定对象。比方说残障领域，像“融合中国”，他们面向自己关注的残障人士，启动特殊需求困难家庭疫情期间紧急救助网络响应机制，去为他们服务，这是很好的。如果特定群体得不到关注，可能会出现悲剧。比如疫情中发生过一起脑瘫孩子因为家人隔离得不到恰当的照顾去世的事情。
譬如封城状态下的老年人，他们有的不会用础笔笔，不能在网上买菜；还有那些需要定时用药的慢性病人，因为疫情无法去医院拿药。这些群体可能不是疫情中最受关注的群体，但他们依然会受到非常大的影响，他们是脆弱人群，抗击打能力比较弱，需要帮助。所以这个时候公益组织应该结合自己的定位去做事情，不能说疫情是公共卫生的事，只能与医疗相关的公益组织去做事。
考验的是领导力和执行力
《社会创新家》：这次疫情救援，有公益人感叹“光有钱是没有用的”，你觉得这次疫情对社会组织的考验涉及哪些方面？
彭艳妮：首先考验的是领导力和执行力。你能不能短时间内把整个工作链条安排好，保证每一个环节都不掉链子，这非常考验组织的领导力和所有员工的执行力。大家来捐钱，你能不能接住这个钱，拿到这个钱能不能执行？要是执行不了，就是一个大问题。
再一个是考验公益人的使命感，你是不是非常有热情和积极性地去回应社会问题、回应公众的行善需求和捐赠热情。总之是一个非常综合的考验，功夫下在平时，平时组织不行的话，这次也很难做好。
《社会创新家》：据你观察，公益慈善力量在参与一线救援还有哪些可能没被关注的困境或问题？
彭艳妮：这次公益机构绝大部分的资金都用在购买物资，而工作人员的人员成本、机构行政成本、物流成本等没有得到足够的计算。比如，运输物资过程中不能总让司机做志愿者，这是不可持续的。公益组织也不应该回避这个问题，不要因为担心捐赠人不理解，就写个零管理费。这家机构列了，那家机构却没列，这也会让捐赠人困惑。还是需要把成本全面地都考虑进去。
而且这次公益组织在抗击疫情中的专业表现向公众传递了一个比较好的印象，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时间窗口来向捐赠人说明，为什么需要这些成本，这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不要回避了。
《社会创新家》：围绕收不收管理费的问题，也引起一些争议，就你看，这反应出当前公益组织和公众之间的哪些隔膜？很多人提到公众对公益缺乏认知，公民教育有待提高。
彭艳妮：相比教育公众，最重要的是公益组织自己要说明白管理费花在哪里。如果你只是简单说管理费百分之几，人家是不理解管理费是什么的，到底为什么要这部分钱？你得说清楚，管理费是用在什么地方了，是什么样的列支。公益组织没有跟大家做足够的解释，没有把信息传递出去，所以大家并不知道，一看只写着管理费，容易不理解。所以公益组织募捐的时候说清楚，平时还要有一些对外的沟通，慢慢普及，让公众也慢慢养成这种意识。这次很多公众亲身参与捐赠物资到前线，很多也意识到了公益是一件专业的事情，是有成本的。
打通“最后一公里”的关键：
区域生态建设
《社会创新家》：最近看一些公益组织的疫情思考，他们讲了很多困难，共同都提到一点是买货、运输之后的“最后一公里”尤其困难，你认为问题主要出在了哪里？
彭艳妮：这个问题折射的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公益组织在全国的发展是非常不均衡的。像北京、上海、广东、四川这些地方，公益发展相对成熟，公益组织也多一些，其他很多地方公益组织很少，公益力量比较弱。但要想有效解决社会问题，就需要在每一个地方都有公益组织，而且这些组织的能力要不断提升。
就像壹基金在全国有自己的联合救灾网络，但是不可能让每一个机构都去养一个网络，这不现实，也没有必要。在去年基金会论坛年会上，南都基金会提出要建设区域公益生态，这是我们2020年的一个重点工作方向。只有当每个地域都有比较好的公益组织，有志愿者，有捐赠人，有资源，这个区域公益生态建设好了之后，才能有效回应当地社会需求、解决当地社会问题。
《社会创新家》：这听起来是很长远、比较难做的事情，怎么去建设公益生态？
彭艳妮：经过这些年发展，在很多地区已经有一些不错的公益组织了。我们现在的工作思路是去陪伴支持当地的枢纽机构，通过它来把当地公益生态建设好。这个枢纽机构需要资金，需要能力，需要外面给它对接信息资源等。而且本身对这个枢纽机构也有一些要求，比如它的使命必须是建设本地公益生态，跟当地一线公益伙伴有很好的联系，具备一些基本的能力等等。这块肯定是不容易的，是一项非常长期的工作，所以从南都基金会的角度，我们希望能够找到一些基金会，一起来做这件事情。
《社会创新家》：这次虽然公众有看到公益组织在行动，且表现出一定专业性，但围绕几家公益机构，公众表现的仍然是不信任，质疑和争议也有出现。
彭艳妮：人们对任何一个机构的信任，都是要靠自己去赢得的，并不是说因为你是某种身份，你就天然会被别人信任。不管是民办公益组织，还是官办公益组织，其实都一样。有的官办公益组织在去行政化上面，做得也很好，有的民间公益组织本身做得并不好。所以我们不能因为它的身份就全部一刀切，最终还是要看机构本身的治理、管理、项目执行和最后的工作成效。
小型公益机构在财务上会有困难
《社会创新家》：这次疫情对经济冲击很大，一些公益机构可能将要面临一些财务困难。你怎么看？
彭艳妮：来自公司的大额捐赠肯定会降低，因为这个钱公司已经投入到这次抗疫中了，另外经济受到影响，公司收入下降，预算也会变少。但对于公众筹资，未必会受到很大影响。
有研究显示，美国在经济下行的时候，公众捐款并没有减少。所以公益组织要更加注重对公众的筹款。不仅仅是筹款，也让公众来理解你在做什么事情，加强跟普通公众之间的联系。
这个事肯定会很难，但还是要活下去。要找到更多的方法和可能性。
《社会创新家》：小型公益机构可能尤其困难？
彭艳妮：这次疫情之后，很多小型公益机构可能在财务上会有一些困难。举个例子，南都基金会资助的两家机构，这次都参与了抗击疫情，但是他们筹措的资金基本都用于购买物资，没有足够的工作经费。所以他们向我们申请，问我们资助他们的项目资金，能不能调整下用途，用于他们抗疫的工作经费。我们都同意了。
基金会作为资助方，应该在可能的情况下尽量提高弹性，能够根据合作伙伴的具体情况来调整资助款的用途。同时也呼吁同行基金会给一线合作伙伴充足的人力经费，因为今后有大量工作要在社区这个层面靠人力去执行，人力经费是很重要的。如果这个不充足，是不可持续的。
来源：社会创新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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